对于生活在上海的人们而言，“邬达克”这一个名字远不只是历史名词，更是揭开这座城市魅力之谜的一把关键钥匙。邬达克留下的建筑在一个世纪后的上海引发经久不息的文化热潮，亦成为“海派文化”的缩影。
今年年初，邬达克纪念馆的关闭再次引发了城中的“邬达克热”。人们自发来到番禺路上的旧居前排起长队，与邬达克纪念馆道别。这个十月，在邬达克曾经工作过15年的广学大楼，我们将有机会走近这位传奇建筑师留下的时代线索，破译摩登精神的城市密码。
每当人们讲述邬达克时，便会用“传奇”二字来形容，不仅是为了描述他的人生，也为了描述他所创造的城市摩登风貌。1918年，邬达克来到上海，在随后的29年里用100多栋经典之作塑造了上海摩登的城市风貌。从一名逃亡的异乡人摇身变为上海滩炽手可热的建筑明星，上海为邬达克提供了大展身手的绝佳舞台，他也为这座城市打造出一系列的传奇建筑：“远东第一高楼”国际饭店、“远东最大电影院”大光明大戏院等……
上海对于邬达克来说就像香格里拉，这里是他梦想成真的地方。而位于洛克·外滩源的广学大楼对邬达克而言也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他将事务所设立在这座钟爱的现代主义建筑中长达15年。
10月，广学大楼将迎来一场多方面呈现邬达克档案原件的展览《邬达克密码》。建筑蓝图、写生、相册以及书信等文物将向世人披露这位传奇建筑师创造的上海“记忆宫殿”，完整回顾这位“上海现代主义建筑之父”的一生和他与上海之间长达近30年的不解之缘。我们特别邀请到《邬达克密码》的中方策展人胡艺瀚及，为我们解读“邬达克密码”背后的海派城市文化基因——
资深驻法新闻媒体人,英法中三语主持人。多次采访数十位欧盟政府首脑及全球政商界领袖。
城市考古文化项目创始人，上海史研究人，文化策展人，前日本名古屋大须扶轮社文化记者。2023外滩建筑节主策划人。
1. 本次展览名为《邬达克密码》：“邬达克的建筑遗产如同密码”，我们要如何理解其中“密码”的含义？
胡艺瀚：“邬达克密码”最初的灵感来源，是来自我们给展览取中文名的时候。想讲邬达克与上海的故事，我们最初是从“记忆宫殿”这个概念出发的，因为如果上海的历史建筑能组成一座露天博物馆，那么这其中肯定萦绕着邬达克一生的许多精彩回忆。
这些记忆的原本模样没办法真正被重现，我们后人只可以通过对历史文物、文献资料或者个人收藏和信件的研究，拼出一幅更大的绚丽图景。但是很快我们就发现，原来邬达克的很多个人习惯都为后人从事进一步的研究留下了大量线索：他本人就有剪报、收集报刊杂志文章、收集明信片、给家人写信等的习惯；更有意思的是，也许是宗教、考古和哲学这些偏重精神世界的学科一直吸引着邬达克的原因，他在自己的建筑作品中也会留下一些暗藏深意的字符：在大光明电影院的大理石地面留下的多个抽象装饰符号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尽管目前在学界，大家一致认为这是邬达克通过融合自己的姓名缩写等元素方式为自己的作品签名，它们被称之为“邬达克密码”。
通过研究邬达克在上海的一生的传奇经历，值得“解密”的点却远远不止于此：为什么直到今天，邬达克留下的建筑还能够与上海市民产生如此深厚的情感连接？为什么邬达克留下的如此多种类、多风格的建筑可成为上海在城市现代化过程中那道永不褪色的城市风景线？邬达克的建筑究竟为上海独特的海派城市文化注入了怎样的无法抹去的基因？最终，我们大家都认为围绕“密码”这个理念，能够很好地启发大家去思考这些值得深思的问题，吸引更多人的来加入“解码上海城市文化”的课题，所以展览的中文由此定下：《邬达克密码》。
：“邬达克密码”最初的含义来源于邬达克在其所设计的建筑细节中留下的类似密码文字的装饰图案。其中以大光明电影院水磨石地砖上的图案最具代表性，学界关于邬达克密码的解释众说纷纭，有人说这其中隐藏了邬达克姓名的缩写，最新的猜测是邬达克参考了匈牙利国徽的造型创造了这种密码图案，不过其真实的含义可能永远是个谜团。
回到展览本身，如果大家仔细参观了展陈的内容，会发现这次展览实际上对于邬达克有全新的诠释方式。在展览中我使用了非常多的古地图元素，这正是我作为内容创作者最擅长的领域之一，我用三个不同时期的奥匈帝国，布达佩斯以及俄罗斯帝国的古地图来揭示邬达克出生的地缘环境，大学时代所处的生活环境和参加一战并逃亡中国的复杂经历，从而很直观地揭示了邬达克来到上海前的多元文化身份和复杂的时代背景，为他日后在上海的成功提供了另一个视角的诠释，这本身就是一个“解密”的过程。
除此之外，在本次展览中，我还试图从邬达克留在各种照片，信件和档案中的信息，窥视出这位建筑师的内心世界以及他所处的时代下上海与欧洲的诸多具象的生活与工作形态，其中不乏许多有趣生动的细节。对于每个认真观展的观众而言，参观本身也是一个“解密”的过程。这些不为当下的人们所熟知的密码，通过邬达克的建筑刻在了城市文化的基因之中，在潜移默化中至今影响着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气质。
2.《邬达克密码》展览带来了多件首次公开展出的邬达克私人文物，我们是不是有机会窥见一位前所未有的邬达克，有关他的建筑生涯和城市记忆？
：是的，我们的展览里有不少难得一见的邬达克的照片、草图、信件和收藏的杂志等原件。我们不仅仅可以了解作为职业建筑师的邬达克，还能窥见他作为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的一面，他喜怒哀乐的情绪，对家人深刻的思念和情感，乐于分享的精神等等。
比如他会抱怨上海夏天的天气过于炎热；和未婚妻相处时的愉悦之情；对于弟弟深切的关切与期望，甚至会和朋友探讨汉语和匈牙利语之间的诸多相似与联系。这些与他的工作并非直接相关，但折射出欧洲人在上海的生活史的一部分，自然也是上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从功利的角度而言，他还能让我们理解如何在那个时代的上海获得成功的秘诀。在各种对于历史人物的解释中，我始终喜欢用等身大的视角去看待所有人，这种视角对我们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也能有所启发。
胡艺瀚：对我而言，在当今信息渠道如此多样、获取信息手段如此便捷的时代，用任何吸引眼球的措辞来形容对一位已确定进入公众视野十余年、也是公众认知度最高的明星建筑师的研究，都难免有夸张的成分。但是我想我们的展览切入主题的角度是前所未有的，那是通过邬达克的一封封家书，透过他的内心世界，去回溯他一生在上海的经历。
我们在读到他写给父亲的书信、写给弟弟的书信时，就会发现，其实邬达克的成功，有它的必然性。因为在工作中，他坚韧、务实、渴求进步和自我突破，内心其实有点小傲娇（但不傲慢）又总是第一先考虑别人的需求和感受；在家庭生活中，他稳重、有责任感、把父亲视为偶像，又在父亲去世后默默挑起支撑整个家庭的大梁……这些是我们单单从专业的建筑学角度无法感受到的。
也许会有人说，这个方面远远没有从建筑学专业角度研究那么重要，也缺乏系统性。但我觉得其实从邬达克的个人视角为观察点，恰恰能用一个个鲜活的细节来佐证邬达克能够为上海城市设计出如此多如此受欢迎的建筑的原因——上海对他是包容的，上海成就了他；而他回馈给上海的建筑作品也有着与上海这座城市气质最符合的文化属性：多元性和国际性。
：因为我的工作本来就包括上海史的研究和将研究成果进行社会化的转化和普及。在上海研究历史建筑，绕开邬达克是不可能的。邬达克最吸引我的不单单是他留在上海的为数众多的建筑遗产，而是他个人的多元文化背景以及上海当时极其开放的环境是如何与这位建筑师互相成就的过程。但是我也必须得说，除了邬达克，上海历史上还有太多关于建筑和建筑师的故事（尤其是为数众多的优秀中国建筑师）没有正真获得充分的挖掘。
从我个人角度而言，与其说对邬达克有兴趣，不如说是对各种未知的上海故事一直持有探索的习惯。这种习惯已经深入骨髓，也成为了我个人气质的一部分，很荣幸我的工作能让我成为上海故事的叙事人之一。
胡艺瀚：刚从欧洲回上海工作时，我就在不同的场合听说过邬达克的名字，还在许多与上海城市历史相关的书籍中读到了关于邬达克的许多故事。但是，触发对邬达克的兴趣点的直接契机是今年2月邬达克旧居关闭的时候。当时，众多上海市民冒雨前来打卡留念的场景让我的印象特别深刻，我当时就在想，邬达克与上海的建筑文化遗产，不应该止步于此，应该有人来接力下去，并且带动更广泛、更年轻的人群去参加了。我曾经是长驻巴黎的电视新闻媒体人，现在在上海从事国际文化交流事业，隐约感觉自己可以是通过一个个优质的文化项目，促成中外之间文明互鉴，并用契合当下时代气息的新的传播和互动方式将上海城市文化传承下去的合适人选。
胡艺瀚：打开当今的中国地图，我们正真看到的每一座城市，其历史人文底蕴和气质特点都各不相同——上海更是屹立在华东地区长江入海口的一颗璀璨明珠。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独特的文化土壤中，身处其中的人们、以及他们的人生经历和创业故事都会平添一份传奇色彩，甚至在不知不觉做事的过程中就创造了某种我们现在看起来觉得不可思议的奇迹。我觉得邬达克之于当时正走向现代主义的上海，就是这样的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有点像是命运的安排。这大概就是邬达克的儿子西奥多·邬达克先生在总结父亲在上海的成功曾说的“正确的时间和地点”的含义。
今天我们继续将这一个故事讲下去，是因为上海的城市现代性培育了成就邬达克的土壤，邬达克数量众多的建筑又成为奠定上海的海派文化基因的基石，而我们，将通过新的传播方式让更多的人成为邬达克城市记忆的“解码员”，将上海城市文化IP最珍贵的特质维系下去。
：建筑本身是人类的创造物中最接近永恒的存在，只要老建筑还在，海派文化的纵深感就一直都在，而且是一种历久弥新的存在。无论何时，邬达克的建筑遗产对于海派文化的意义无需赘述，不言而喻。
番禺路129号，这栋英国乡村风格的小楼是建筑师邬达克与家人曾经生活过7年的旧居，从破败不堪到修葺一新，从无人问津到访客络绎不绝，见证过邬达克完成大光明电影院、国际饭店和吴同文住宅等一项项的建筑规划设计，也作为邬达克纪念馆在11年间迎接了超过100万人到访。
邬达克在上海有三处自宅，番禺路129号是第二处，他的三个子女在这座住宅中度过了有着宽阔花园的童年。在他的长子马丁、次子西奥多和女儿阿莱莎于1923、1925和1928年相继出生后，邬达克决定给他日益壮大的家庭修建更大的寓所，地点选在当时正在参与设计的哥伦比亚住宅圈附近。未料快建成时，这座西班牙式住宅转让给了孙中山独子孙科，于是他在哥伦比亚路对面重新购地，终于在1930年年末落成新居。
这座都铎风格的建筑是他的妻子吉塞拉的最爱，也寄托着邬达克对远方家乡班斯卡的牵挂。1936年，邬达克将这座自宅转卖给一位德国外交官，和家人搬到自己开发设计的现代风格的达华公寓底层居住，直到 1947年离开上海。
如今，在那些粗粝的白墙、陡峭的屋面、老虎窗，还有邬达克当年为喂养鸽子而设计的休憩平台和屋脊上灵动的飞鸟雕塑之间，我们仍就慢慢回味那个摩登繁华且兼收并蓄的时代——
年仅25岁的邬达克刚刚完成建筑系的学位便应征入伍，随后不幸在“一战”中被俘。1918年，他从西伯利亚战俘营中逃亡，经哈尔滨前往上海，等待着这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的是彼时远东最繁华的城市。在这座海纳百川的摩登之城，邬达克不久便在一家美国建筑事务所找到了一份助手的工作，并很快从事务所脱颖而出，获得了重要的设计机会，在1923年与美国建筑师克利合作完成了美国总会。美国总会其前身是1916年一群美国桥牌爱好者建立的“大满贯俱乐部”，俱乐部采用会员制，正式会员必须是居住在上海的男士，入会费用 100 美元。
美国总会是邬达克在克利洋行时期的代表作，他标志性的个人风格自此慢慢的开始形成。这座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占地 916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6753平方米高7层(包括半地下室一层)，全钢筋混凝土结构，内部有着相当先进的设备，屋顶花园可眺望黄浦江景观。室内采用深色木装修，有古典浅壁柱及白色门框，地面用米色大理石或深色橡木地板。门厅内对称的大理石弧形楼梯有精美的铸铁花饰。最鲜为人知的是，二楼麻将室由中国专家设计，采用正宗官式风格，顶部有藻井和彩画，悬挂宫灯，家具配四仙桌和太师椅。新中国成立后，该大楼成为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所在地，俗称“高法大楼”。
诺曼底公寓，也就是如今广为人知的“武康大楼”，是邬达克在克利洋行时期的重要作品，也是为万国储蓄会设计的作品中最有影响的一个。这座建筑坐落在于五条马路交汇的岔道口，外形犹如一艘巨轮，巍峨瞩目。大楼外观采用法国文艺复兴风格，立面横向分三段：一二层基座为斩假石仿石墙面，中段三至七层用清水红砖，顶层檐部材质与基座相同，贯通的阳台和女儿墙构成双重水平线脚的檐部。底层半圆形拱券上设券心石，形成腰线的阳台采用宝瓶式石栏杆，三层和七层窗帽有山花装饰。这座八层高的大楼是沪上最早的外廊式公寓，最初住户多为外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著名的文艺界人士如赵丹、郑君里、吴茵、秦怡等都曾在此寓居。
“爱神花园”是邬达克为上海留下的最浪漫的作品。花园中轴线上有一座蝶形喷水池，白色大理石的普绪赫雕像从中央升起，少女双臂高举，逆光而立，格外妩媚。据说，邬达克的设计受到神话中希腊公主普绪赫和爱神丘比特故事的启发，他从意大利特别定制了这尊普绪赫雕像。建筑的柱式风格、花园布局与英国画家莱顿的名作《普绪赫出浴》也颇为相似。这座花园是刘吉生为妻子准备的40岁生日礼物，蕴藏着白头偕老的夫妻深切的爱与巧思。
这里也是金宇澄《繁花》小说的诞生之地，金宇澄的绘画作品《阳台》的创作灵感也源自于爱神花园。自1953年起，这座建筑便是上海作协的所在地，巴金、夏衍、丰子恺、柯灵、施蛰存等文学大师都常在这里出入。如今这座美丽的雕塑喷泉慢慢的变成了作协的标志，更有《阮玲玉》等几十部电影、电视剧曾在此取景。
这座古典风格的影院是邬达克在克利洋行时期的作品，堪称引领摩登生活的时尚标杆。因为基地狭长且不规则，设计几易其稿才最终确定，真正体现了“螺螂壳里做道场”的功力。建筑外观是典型的现代装饰艺术风格，立面上横竖线条与体块交错。入口乳白色玻璃雨篷上方是大片金色玻璃还有一个高达 30.5米的方形半透明玻璃灯柱，夜晚尤为光彩夺目。
2010年世博会期间，刚刚完成修复的大光明电影院修旧如旧，仿佛回到了1933年邬达克完成设计时的样貌，并首映了纪录片《邬达克：改变上海面貌的建筑师》（The Man Who Changed Shanghai），以这样一种方式串联起跨越百年的历史回声。
曾多年享有“远东第一高楼”的美誉，上海国际饭店无疑是邬达克作品中质量最高、影响最大的一个。著名的美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甚至称，自己正是被国际饭店的设计深深打动，才立志投身建筑学专业。国际饭店总高83.8米，保持着上海建筑高度神话长达半个世纪，楼顶旗杆的中心位置还被定义为上海城市测绘的零坐标，可见其对于上海城市文化的重要意义。
国际饭店综合了世界各国的先进的技术，更见证了中国近代施工行业的奇迹。作为现代生活和国际都市的标志，当时的社会精英都以在此入住或举办社交活动为荣。它也是国际贵宾访沪的主要下榻处，“仰观落帽”的说法则在民间广为流传。
邬达克的设计灵感来自一年前在纽约、芝加哥等地观摩的美国摩天楼，更是在设计中大胆突破了高层建筑结构和技术，解决了上海软土地基处理的致命问题，这使得他在继四行储蓄会汉口路联合大楼的大获成功后赢得了国际饭店的设计竞赛。建筑立面强调垂直线条，层层收进直达顶端，表现出美国现代派装饰艺术风格的典型特征。高耸且稳定的外部轮廓，尤其是 15 层以上呈阶梯状的塔楼，在四周早已高楼林立的今天仍显得雅致动人。
作家程乃珊的小说《蓝屋》便取材于这座曾号称“远东最豪华宅邸”的吴同文住宅所发生的传奇故事。1935年，国际银价危机拖累上海经济，房地产项目大多停滞。邬达克洋行从巅峰坠入谷底，生存堪忧，来自著名颜料商吴同文的委托几乎成为救命稻草。邬达克在吴同文住宅中几乎投入的全部心力，几易其稿，反复打磨直至完美，设计出一个“50年或100年后也不会过时的家”，这最终成就了这座经典而传奇的建筑。
因为吴同文因军绿色颜料致富，故视绿色为幸运色，在这座住宅外立面和围墙均采用绿色釉面砖，俗称“绿房子”。吴同文是是显赫的苏州籍巨商贝润生的女婿，吴宅所在地块是贝家赠与的厚礼：吴宅毗邻的哈同路和爱文义路恰好蕴含了主人的名字，而门牌 333号据说系主人重金购买，代表占地3亩3分3厘。新中国成立后，该楼一、二层被捐作上海工商联活动俱乐部。而吴同文和姨太太也最终在自己钟爱的绿房子内自尽。如今保护更新后，这里将成为上海规划师之家和上海城市规划博物馆。
达华公寓是邬达克自行投资兴建的公寓，也是他与家人在上海的最后一处居住，彼时有着 “小国际饭店”之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近代上海经济最为繁荣的阶段，也是房地产业最为繁盛的时期。房地产吸引慢慢的变多的人投身该行业，邬达克也不例外。1935年，邬达克注册了自己的研发企业，并着手设计和建造达华公寓。该公寓是当时这一地区最高的建筑，设计明显受到欧洲现代住宅的影响，体形简洁明快，水平线条流畅。西班牙和日本的专业杂志刊登了这一作品，并将之与英国以及布拉格和米兰的一批住宅建筑相提并论。
1937 年，邬达克将两位儿子送到加拿大维多利亚一所军事院校学习后，家里只剩三个人。于是他将哥伦比亚路的房子出让给一位德国外交官，携妻女搬到达华公寓的底层公寓居住，直至 1947年初夏全家离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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