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保险教育家、经济学家关可贵（1901－1969），广东开平人。关可贵的生平事迹及建树，当时的相关报道评述不多，半个世纪后竟致湮没无闻，知者寥寥，当代保险学界对关先生更加陌生，目前只能从承其教诲的学生口中以及民国时期一些保险书刊的活动信息中得到一鳞半爪信息，侧面反映出关先生的奋斗与追求，查阅民国的财经类书报杂志，尚可找到关可贵署名的数十篇文章，其中关于他在校外的保险事业更是稀见，本文抛砖引玉，以求教于方家，期望能裨益于当下。

　　上海市保险业联谊会（简称“保联”），是上海地下党领导下的广泛团结保险职工的群众团体，其实际领导人为胡詠骐、谢寿天、程恩树、林震峰、施哲明、郭雨东等人。经过几次征求会员运动，入会会员从始至终保持在千人左右，最高时曾达一千五六百人，占上海保险界全部职工的百分之八十左右，是行业内部颇具影响力的群众组织。1938年7月1日，“保联”成立大会在宁波同乡会会所召开。关可贵虽非地下党员，但由于在保险业界的崇高声望，被推选为理事、常务理事，此后连任三届，并兼“保联”出版委员会主席，主持出版委员会和总务部的工作。在征求会员和筹募经费活动中，关担任了征求会员委员会的委员。在图书征求运动中，关先生与邓东明分任总队长，负责征集图书，创建图书馆，成绩斐然。可以说“保联”的宗旨“普及保险知识，发扬保险学理，研究保险问题，报道保险消息，从事保险服务，促进保险事业”，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托关先生等人的辛勤工作才得以实现的。

　　“保联”为扩大影响，加强与会员及广大职工的联系，1938年11月创办会刊，出版了《保联》月刊（公共租界登记证字四一九号），每月1日出版，由关可贵、林震峰共同主编。胡詠骐题写刊名，在报头上还加印了绘有“火炬”图案的标志，这实际上成了“保联”的会徽。《保联》月刊先后共出版了14期，主要内容有“会务报道”、“会务动态”、“通讯”、“特写”及“简讯”等栏目，集中报道会务活动，如各部会会务报告、征求运动结果，学术部各班会活动，话剧、平剧及各项体育比赛情况、座谈会、联欢会的特写以及会员通讯和动态等，沟通“保联”与会员间的联系，扩大宣传，使更多会员来参加各项会务活动。

　　依据业界特点及业内各阶层在理论学习上的需要，《保联》刊载一些保险学术及保险实务方面的文章，详细的细节内容有“保险论坛”，“保险浅说”，“保险杂谈”、“保险信箱”、“保险问题研究”等栏目，通俗地宣传保险知识，解答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并系统地介绍都市防险，家庭防火，个人保健等常识，旨在“以极浅显的笔法，广为说明，使保险事业普遍各界，深入民间，渐渐的使其大众化”。

　　《保联》还增设以“原野”命名的文艺作品专栏，刊登保险业同仁的创作，有小品，杂文，诗歌，漫画及翻译小说等，由于短小精悍，内容丰富，文体通俗，深受会员和职工的喜爱。同时结合当时形势，报道演唱救亡歌曲、排演抗日题材的进步话剧和举办青年知识讲座等活动情况，宣传抗战的意义，刊载动员保险业资金转移到大后方，宣扬坚持长期抗战的论文。

　　“保联”还与中国保险学会密切合作，开展保险学术的研究与交流活动，通过举办保险讲习培训班，搭建业务学习与交流平台，1939年1月，上海市保险业同业公会执委会第一三八次会议决定，举办“火险查勘员训练班”，委托过福云、任硕宝、邓东明为筹备人，由关先生具体承办，办得圆满成功，关还以该班举办的经过和个人的观感撰文“从举办‘火险查勘员研究班’说起”进行深入探讨，藉以大力推进保险教育。后来在举办多期保险学术讲习班及同学会关可贵都拨冗莅临，热情指导，为振兴保险业殚精竭虑，不遗余力。

　　为适应“孤岛”日益恶化的政治形势，以及“保联”会务活动的需要，自1940年1月起，《保联》月刊改名为《保险月刊》，成为登载纯粹保险学术的刊物（原有的会员消息、会务报道及“原野”等，另办《保联会报》承担）。辟有“保险论坛”、“保险浅说”、“保险杂谈”、“保险信箱”、“保险问题研究”、“保险判例”等专栏，发表保险理论和实务方面的文章，为广大保险职工提供学术研究和实务方面的学习资料。到1940年12月止，《保联》出版14期，《保险月刊》出版了12期，后因物价飞涨，纸张供应困难等原因，被迫停刊。

　　《保联》和《保险月刊》作为地下党组织直接领导办起来的进步刊物，虽仅出版了2卷26期，但对于宣传党的政策，团结教育保险业广大职员群众，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高保险理论水平，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全面抗战爆发后，为加强战时大后方的经济实力，充实抗战资源，政府动员组织沿海工厂迁往内地，大量物资内运，1937年8月迅速开办战时运输途中兵险，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由于当时制空权掌握在日军手中，飞机到处狂轰滥炸，一部分工商资本家心有余悸，徘徊观望。为了消除他们怕遭敌机轰炸的顾虑，1939年7月，国民政府财政部拨款1000万元，委托中央信托局保险部继运输兵险之后，迅速开办“战时陆地兵险”，承保存放在大后方、对抗战和民生有及其重要的作用的物资设备。这是一种适应战争需要而开办的险种，是冲破国际惯例的创举。因为缺乏国内外的参考经验，战时英美保险公司不愿接受分保，风险很大，唯由政府财政兜底。既无分保，更无专业人才，开办难度甚大，为此特派中央信托局保险部经理项馨吾潜赴上海，通过中央信托局保险处驻沪办事处（法租界善钟路87号）主任姚达人，联络上海保险同业公会，秘密选聘富有保险理论和实践经验的优秀保险人才。选聘工作得到秘书长关可贵的积极协助，关先生通过《保联》刊发招聘消息：“某大保险公司，扩充业务，拟招聘保险从业人员若干名，派往内地工作，有志者可向本会关可贵先生面洽”云云，寥寥数十字，传播面却很广，半月内报名者即达一百数十人之多，当时年仅25岁的唐雄俊、21岁的林震峰等怀着报效祖国的信念，踊跃报名，在众多的应聘者中脱颖而出，被录用。经过两星期面试，共择优录用13人。10月上旬，13人团队在“一切为了祖国”的信念鼓舞下，踏上征程，放弃大都市原有的舒适工作环境，不计后方生活条件的艰苦，不顾家室之累，没有鲜花和掌声，毅然决然，避开日寇占领区，绕道香港、越南的海防与河内，长途跋涉，不畏艰险，辗转抵达昆明赴总局报到，不久随总局迁至重庆，顺利完成陆地兵险的筹备和组织工作，他们缜密考虑，精心擘划，订立条款细则和实施办法，分工负责，各挡一面，以卓越的工作上的能力及效率，迅速培训出一支办理陆地兵险的骨干队伍，打开了陆地兵险工作局面。后来这13个传奇人物被誉为“保险界十三太保”。

　　战时运输兵险和陆地兵险的开办，是颇具开创意义的大事件，其经营规模之大和开办时间之长，无论在世界保险史上，抑或在世界战争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其成功范例丰富了世界保险理论宝库。政府通过承办这两个特殊险种，与其他财经措施相配合，事实上营造出超越“保险”以外的社会稳定效应，保存了中国抗战的经济力量，鼓舞了国人斗志，从而奠定了持久抗战的经济基础。这是中国保险业为全民抗战胜利做出的特殊贡献，在这个荡气回肠的传奇故事里，其中的四位当事人——组织者或参与者关可贵、姚达人、唐雄俊、林震峰，建国后都曾在上海财经学院担任过教授，这同样是属于上海财大人引以为荣的经典时刻。

　　这一时期，关先生还曾投资有地下党背景的大安保险公司，学者当董事，尝试作实业。1941年10月19日，关可贵应“保联”同人、中国天一保险公司会计科科长谢寿天之邀，与郭雨东、陈巳生、董国清、龚渭源、全家瑜共七人联合发起筹建大安产物保险公司，积极筹集股金。11月28日，大安产物保险公司举行创立大会，孙瑞璜（新华银行副总经理）当选为董事长，公司地址设在广东路51号大莱大楼内(后迁至北京路356号四楼宁绍人寿保险公司原址)，注册投资的金额50万元，实收25万元。1942年5月，大安正式开业，经理郭雨东，关可贵出任协理，具体负责保险业务的拓展，副经理董国清、李晴斋，总稽核谢寿天。公司开业后，在天津、南京、广州、青岛、烟台、北平设有分公司，并在武汉、无锡、苏州等地设有代理处。大安虽是一个不满30人的小企业，但它的高中级职员，多属地下党员，如谢寿天、郭雨东、陈巳生、蒋学杰、赵帛、孙文敏、蔡同华、吴福荣、施月珍等。他们以大安公司的职业为掩护，在全力发展保险业务的同时，遵照上海地下党的意图，从事革命活动，并为支持“保联”的各项活动，做出了重要贡献。甚至在大安出现经营困难时，也是依赖地下党的挹注才得以复苏：抗战胜利后，政府规定所有日伪时期设立的公司，必须以法币为计算单位增加资本，重新登记，方能继续经营。许多小公司因受“中储券”贬值的影响，无力增资，被迫关闭停业，大安也陷于资金匮乏困境。在关键时刻，地下党组织拿出100两黄金协助通过验资得以继续营业。为避免法币贬值带来的影响，大安还投资办实业，设立大安木材公司，设立永康进出口贸易行，入股关勒铭金笔厂等。大安终于渡过动乱年代，迎来解放。1951年11月加入公私合营新丰保险公司，大安保险公司的所有财产均作为公股，上缴国家。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上海租界，勒令英美保险公司停业清理，同时切断欧美邮电通讯，以致华商与国际保险市场的再保险关系完全停止。华商保险公司不愿与日本保险公司签订分保契约，纷纷联合自救，组建华商分保集团。1943年1月，19家保险公司联合组建“大上海分保集团”，设址外滩18号大上海保险公司内，各公司以资本金、公积金与营业状况核定自留额、固定合约分人分保总数或总额，以及认占成分和最高责任额，承办集团公司之间的溢额再保险，共负盈亏。每年将纯利润提成充作赔款准备金，借以增强集团组织实力和维护保户的保障。“为沟通团员间之信息，研磨学术及技术上之问题起见，故有编行大上海集团月报之拟议”，月报委员会主席郭雨东，编辑主任陆士雄，审核主任顾中一，编辑任务由关可贵与郭雨东、戚正成、顾中一、过杰庆等一同承担。关先生以己所长，服务于“大上海分保集团”，与华商保险业同仇敌忾、共克时艰。

　　旧中国经济溃败，通货膨胀，保险业内忧外患，历经磨难，保险人也因战争流离失所，饱经沧桑，保险事业半途而废，关先生虽竭尽全力推进保险教育，仍觉前功尽弃，壮志难酬，徒呼奈何。新中国崭新的人民政权，处处透着欣欣向荣的新气象，让他看到了希望。关先生衷心拥戴新政权，以饱满的热情投身于保险教育事业，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五十年代初，关先生继续担任保险系主任，满腔热情做好院系建设及教书育人工作。国立上海商学院到1950年（当年8月改名为上海财政经济学院）有了首届保险专业毕业生，1946年招收的20多名学生，经历转系或中途退学，这时只剩下10人，1950年5月27日，关先生为即将毕业的同学留言，包含深情厚谊与殷殷期盼，“‘毕业，就是始业’，这句话包含两个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说我们在学校里做好了基本的准备工作，现在开始凭我们所学得的，为人民服务；第二个意义，就是说我们在学校里所学得的，是不够充实，现在就开始向大社会作实际的学习”，“现在各位同学是在上商毕业了，一方面要把各位所学得的，向人民大众作一种辉煌的和有用的贡献，好像蜜蜂把它劳力所得的，制造蜜糖出来。另一方面各位参加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阵营中去，要掌握批评，不断学习，这才能够把你们的力量坚强和壮大起来”。“对人民作真实的服务，向社会作不断的学习，这是人生的真义，也是人生的乐事，愿与各毕业同学共同勉励。”

　　而到1951年秋季的第二届保险毕业生仅有3名。上海财经大学商学博物馆藏有这届学生徐之理的毕业证（上图），由院长孙冶方、副院长姚耐、褚葆一、褚凤仪，和保险系主任关可贵共同署名签发，经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钤印审核备案，毕业时间为1951年7月。

　　1951年起，全国院系调整，按照苏联模式把所有大学打乱重组，突出专业教育。交通大学、光华大学、大厦大学等校的财经院系并入上海财政经济学院，1952年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震旦大学、东吴大学、复旦大学等校的财经院系相继并入，1953年又有厦门大学企业管理系、山东财经学院并入，先后20余所高校的商学院或财经系科汇聚一起，上海财政经济学院成为华东地区唯一的综合性财经高校，直属中央人民政府高教部领导，盛极一时。虽是中国最早办成保险系的高等院校（1946年），但由于深受苏联财政金融体制的影响，保险系从1951年即停止招收新生，至1954年夏天最后一届在校学生毕业，保险系被撤销。系主任关可贵被迫转入财政信贷系做普通教员，而保险系的其他名师也无课可教各谋前程，王效文、姚达人两先生因下岗之忧，迫不得已远赴北京中央财政干部学校（我国第一所财政干部培训学校，后成为中央财经大学的前身）任教，唐雄俊、王槐声两先生去了上海社会科学院改教其他课程，尤其是全国停办保险，对保险教育事业的冲击很大。属于上海财经学院保险系名师云集的辉煌时代落下了帷幕，1958年院系调整，上海财政经济学院合并到上海社会科学院，属于关先生的保险美好时光不再。

　　这一时期，关先生还曾致力于“上海民联分保交换处”的组织工作。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6月起陆续复业的华商私营保险公司大都资力脆弱，承保力量有限，而对国外分保关系中断，直接影响业务的开展。大家一致认为建立一个互助合作的分保组织以解决再保险难题显得十分必要。上海军管会金融处对此十分重视，该处保险组会同保险公司一些负责人几经磋商筹划，后报经金融处批准，1949年7月20日，成立上海民联分保交换处，共有47家保险公司参加，工作人员46人，集中办理华商私营保险公司分保业务，经办以火险为主的分保交换，不直接经营保险业务。关先生出任“民联”研究室主任，并主编《防灾》杂志。“民联”的创办，显示出上海保险业的自立自强的决心，打破了依赖外商的心理，摆脱了外商的垄断，大大增强了华商保险业的团结信心。国营的中国保险公司对“民联”也给予全力支持，双方相互接受溢额分保，并与1949年9月在天津成立的华北民联分保交换处订立了再保险合约，接受其预约分保。

　　1950年1月23日，上海市保险业同业公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关可贵与王效文、王伯衡、唐雄俊、张明昕一起被业界公推为法规委员会顾问。1950年11月，“民联”为提高会员公司从业员研究保险学术兴趣起见，决定举办“保险讲习会”。据“保险讲习会的见闻”一文记载，经研究室主任关可贵与副秘书长唐雄俊两个星期的共同筹划准备，第一届“保险讲习会”于11月28日假座宁波路钱业大楼三楼开幕，理监事金瑞麒、毛啸岑、茅子嘉、林子和、王丰年、郭晓航都莅临参与，坐在学员之间，关可贵主任用广东官话腔调简洁明快地致了开幕词，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监管部门负责人施哲明高屋建瓴，做了重点讲话，强调了三点建议：要使保险技术与社会要求相结合，要理解保险技术的特殊性，要认识保险的社会意义。然后合众保险公司经理毛啸岑做了“保险事业之使命及今后之动向”的讲座，以人民政府的共同纲领为依据，详细分析和证明了民营保险公司在今后的新经济政策和新民主主义之领导下，受到充分的保障，前途是无限量的。此后“保险讲习会”如期展开，商定逢每周一二五下午四时半至六时进行。所聘请的讲师都是保险界经验比较丰富、学识高深的知名人士，讲演内容以保险理论和实务并重。关可贵承担的讲座为“保险原理与火灾保险单条款”，太安丰保险公司经理金瑞麒的讲座题为“华商保险业状况与组织民联分保交换处的意义”，太平保险公司意外科科长王槐声的讲座题为“意外保险”，唐雄俊的讲座“货物水险保单及条款”，民联分保交换处杨洪山的“火险承保”，太平保险公司赔款科科长卢蓉舟的“火险赔款与估理”，中国工业联合保险公司林子和的“共同海损”、太平保险公司王九成的“保险会计”等，都是多年经验之心得。

　　1951年11月，一部分“民联”成员公司加入公私合营太平保险公司，1952年1月1日，在实现保险业合并经营之后，剩下的“民联”成员公司改组为公私合营新丰保险公司，不再经营分保业务，退出了历史舞台。与此同时，外国在华保险公司纷纷退出中国保险市场，中国保险业形成了人保一家垄断的局面，直到1958年国内保险业务全部停办。